发现”一栏里，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死者胃内容物检测出微量氟西汀成分，结合其家属提供的信息，死者生前曾因轻度焦虑症接受过心理咨询，近期仍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心理咨询？
林锐立刻翻开前四份尸检报告。第一位受害者，李梅，二十五岁，自由插画师。尸检报告备注：“死者家属反映其曾因工作压力大寻求过心理疏导。”第二位，王璐，三十岁，小学教师。备注：“同事证实死者生前曾提及睡眠障碍，疑似服用过助眠药物。”第三位，陈芳，二十七岁，银行职员。备注：“死者手机浏览记录显示，曾多次搜索‘本市心理咨询机构’。”第四位，刘倩，二十六岁，研究生。备注：“其导师反映，死者近期因论文压力情绪低落，曾建议其寻求心理帮助。”
五个人，无一例外，在遇害前都曾接触过心理咨询或服用过精神类药物！
这不是巧合。
林锐猛地坐直身体，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撞击着。这条线索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笼罩在案件之上的重重迷雾。凶手的目标，似乎锁定在了那些存在心理困扰、寻求过帮助的年轻女性身上！这为连环杀人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受害者筛选模式。
他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赵队长的号码：“老赵，重点排查五名受害者生前接受心理咨询的具体机构、时间，以及为她们提供服务的咨询师！尤其是她们是否使用过同一款心理咨询APP或者去过同一家诊所！这很可能是凶手筛选目标的关键！”
电话那头传来赵队长精神一振的声音：“明白！我马上安排！”
挂断电话，林锐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有些加速的心跳。这条线索的出现，让案件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方向。他重新拿起卷宗，准备更深入地梳理受害者接受心理咨询的时间线和关联性。
然而，当他翻到第二位受害者王璐的卷宗附录部分——物证清单时，他的动作突然顿住了。
清单上清晰地列着：死者手机一部（内含通讯录、短信、APP使用记录等）。
但林锐清楚地记得，在之前赵队长提交的现场勘查报告和初期物证移交记录里，提到过在王璐遇害现场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屏幕碎裂的手机，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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