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林砚时，他正把一杯冰美式泼在自己衬衫前襟上。
咖啡渍像一滩缓慢扩大的暗色血迹，而他站在律所接待区的落地窗前，指尖还捏着空纸杯，侧脸线条冷硬，眼尾微挑，唇角却松松地弯着——不是笑，是那种刚从法庭下来、刚把对方证人逼到失语、刚赢下一场本该输掉的刑事案件后，才有的、近乎倦怠的松弛。
我端着新打印的卷宗快步经过，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清脆得突兀。他忽然转过头来，目光落在我胸前的工牌上：“沈昭？刑检一部，新来的公诉助理？”
我没应声，只把卷宗往臂弯里收了收。他却已抬手解了两颗衬衫扣子，露出锁骨下方一道浅淡旧疤，像被什么锐器划过，又愈合得极好。他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的磁性：“听说你上周把‘青藤KTV聚众斗殴案’的补充侦查提纲改了三遍，连监控时间戳误差都标出来了。”
我脚步顿住。
那案子我确实改了三遍。因为原始笔录里，三名嫌疑人一致指认主犯陈骁“持钢管击打被害人头部”，可我调取的17号包厢门口监控显示，陈骁全程未离座，钢管是另一人从消防通道递进去的。证据链断裂处，藏得比蛛网还细。
而林砚，是陈骁的辩护律师。
他赢了。陈骁当庭释放，当晚就出现在城东夜市，举着烤鱿鱼发朋友圈：“自由价更高。”配图里，他身后霓虹闪烁，笑容张扬，仿佛从未被铐过手铐。
我盯着林砚，终于开口：“你早就知道监控有问题。”
他没否认，只把纸杯轻轻搁在窗台，玻璃映出他半张脸，也映出我绷直的下颌线。“沈检察官，”他叫得极轻，像一声试探，“证据不足，不等于真相缺席。只是……有些真相，暂时不能见光。”
那天之后，我开始留意他。
不是因为心动——至少起初不是。是因为他太不合逻辑。林砚是业内公认的“刑辩鬼手”，专接疑难重罪案，却从不碰涉黑、命案、毒品；他胜率极高，但凡他接手的案子，退侦率超七成，补侦材料常被他挑出程序硬伤；更奇怪的是，他代理的当事人，十有八九在结案后三个月内，会以“突发疾病”“出国定居”“家庭变故”为由失联。像一滴水蒸发进空气里，不留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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