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在雾气上画了一轮小小的太阳。
“林砚，”我声音发颤，“你图什么？”
他没回头，只看着玻璃上那轮渐渐消散的太阳：“图天明啊。每天都有，从不爽约。”
后来，我开始学他。
我不再只盯着教案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而是记住每个学生校服袖口磨破的位置——汽修班男生总在右肘，幼教班女生多在左腕，因为她们习惯用左手抱娃娃；我学会在批改作文时，先看文末是否留了空白——留白多的孩子，心里话还没说完；我甚至开始收集学生丢弃的草稿纸，在废纸堆里翻找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句子：“我妈说我不如邻居家闺女”“实训考试我又垫底了”“其实我想学美甲，可他们说那是不正经”……我把这些句子抄在素描本上，命名为《未完成的光》。
变化是静默发生的。
某天早读，我走进教室，发现讲台边多了一盆绿萝。叶子油亮，藤蔓舒展，花盆底下压着张纸条：“林老师胃疼时喝蜂蜜水，我们兑了温水，放了三勺蜜——查过百度，胃酸多的人适合。”署名是全班四十三个名字，歪歪扭扭，却一个不少。
期中测评，德育实践部分取消笔试。我让学生用任意方式呈现“我理解的道德”。有人交来修好的教室风扇（扇叶积灰十年，终于能摇头了）；有人拍了组照片《食堂阿姨的手》（特写皲裂的指节、油渍浸透的袖口、盛汤时稳稳悬停的勺沿）；最多的是录音——录下自己对家人说的三句真心话，最长的一段，是一个总打架的男生，对着手机哽咽：“爸，上月你修车摔断的肋骨……我偷看了病历。对不起，那天不该嫌你酒味重。”
录音播放那天，教室很安静。窗外玉兰开了，风过处，花瓣簌簌落在敞开的窗台上，像一小片一小片柔软的雪。
林砚不知何时站在后门。他没说话，只朝我点点头，然后转身走向走廊尽头。我追出去，看见他正蹲在消防栓前——那里不知被谁贴了张便利贴，上面画着简笔太阳，旁边一行稚拙的字：“林老师，今天天明了，您抬头看看。”
他伸手，轻轻按在那张纸的中央。
我忽然想起入职培训时，校长说过的话：“我们这儿的学生，不是‘问题学生’，是‘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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