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这里没有空调，只有三台嗡嗡作响的旧风扇；墙壁刷着淡黄色乳胶漆，角落有孩子们用蜡笔画的歪斜太阳；书架上《昆虫记》和《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并排而立。林砚推开活动室门时，二十几个孩子正围着一张长桌。他们面前摊着彩纸、胶棒、碎布头——在制作“光的三棱镜”。
“林老师！”七八个孩子扑过来抱住她腿，小手攥着她裤脚，像攥着不会断裂的藤蔓。
陈砚舟站在门口，一时怔住。他看见一个穿洗得发白校服的女孩，正踮脚帮矮个子男孩把硬纸板弯成弧形；看见总在公司茶水间沉默擦杯子的李姐，此刻正用方言给孩子们讲“萤火虫为什么发光”；看见老张坐在角落，笨拙地捏着橡皮泥，试图复原显微镜下的晶体结构。
“他们在做什么？”陈砚舟轻声问。
“做棱镜。”林砚递给他一张孩子画的草图，线条稚拙，却标着清晰箭头：“光穿过不同介质时，速度改变，方向偏折。道德也是光——当它经过人心的棱镜，折射出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每个人独有的光谱。”
这时，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跑过来，把一枚玻璃珠塞进陈砚舟手心。珠子冰凉，内部有细微气泡，像封存了一小片星云。“叔叔，这是我的棱镜！”她仰起脸，眼睛亮得惊人，“林老师说，只要心里有光，石头也能变彩虹！”
陈砚舟握紧玻璃珠，掌心传来微弱却执拗的凉意。他忽然想起父亲破案后拒绝媒体采访，只悄悄把奖金全捐给了山区小学。记者追问原因，老人望着远处山脊线上初升的太阳，只说了一句：“光从来不怕被遮住，怕的是人忘了自己本来就会发光。”
当晚，陈砚舟没回公寓。他在托管中心待到十一点，帮孩子们把做好的纸棱镜挂上窗户。月光穿过那些歪斜的彩色纸片，在水泥地上投下晃动的、支离破碎又无比真实的光斑。
一周后，公司启动“光谱计划”。
不再有“道德考核表”，取而代之的是“微光日记”——每位员工每月记录三件“让自己心跳加速的善意小事”：技术部小王帮财务阿姨重装手机银行APP，发现她存着女儿每学期成绩单的截图；法务组实习生默默整理出《劳动纠纷温情处理指南》，附上本地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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