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第一次踏进青梧园区时，是二〇〇三年七月的清晨。
天光微青，薄雾浮在低矮的厂房顶上，像一层未拆封的旧信纸。他拎着一只磨掉漆皮的帆布包，站在锈蚀的铁栅栏外，仰头看门楣上褪色的红漆字：“青梧机械厂·1958”。字迹歪斜，右下角“8”字的尾钩已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水泥底子。风从西边吹来，带着铁屑与陈年机油混合的微腥，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被太阳晒暖的泥土气——那是厂区北侧荒废苗圃里，野苋草和狗尾草根系扎进板结红壤后蒸腾出的气息。
他没进去。只是站着，数了三十七步——从铁门到主厂房台阶的距离。后来他才知道，这三十七步，是青梧厂建厂初期，第一代钳工师傅们每日晨会列队报到的固定步幅。一步，一寸，一钉，一铆，一寸光阴钉进钢铁的肌理里，再不挪动。
青梧不是地图上的坐标，而是一块被时间反复翻耕过的土地。
它位于城郊接壤处，东倚老山余脉，西临断流二十年的青梧河故道。厂区占地三百二十亩，其中一百一十三亩为原生红壤地，未曾推平，未曾打桩，只在边缘垒起半人高的碎砖矮墙，圈出几片试验田：春种油菜，夏插水稻，秋收高粱，冬覆稻草。厂里没人说得清这田是谁批的、谁管的、收成归谁。可每年开春，总有人默默翻土、撒种、引水——有时是退休的老焊工老周，拄着拐杖蹲在田埂上掐掉稗草；有时是刚调来的年轻技术员小陈，踩着自行车绕过车间后门，把实验室淘汰的磷肥悄悄埋进垄沟。田不说话，土不争辩，只把种子吞下去，再把穗子、根须、腐叶，连同人影与叹息，一并酿成暗红的、微带铁腥味的沃土。
林砚成了青梧的最后一届“厂办大学生”。
二〇〇一年，国企改革深化，青梧被列入“政策性破产”预备名单。市里派来工作组，会议室墙上新挂的电子屏闪着冷光，PPT第一页写着：“资产盘活路径图”。林砚坐在后排，听见前排两位科长低声交谈：“……土地性质得先变，工业用地转商住，容积率拉到三点五，光拆迁补偿就能补平十年亏损。”“可那片红壤田……算不算违建？”“田？哦，那几块地啊——填了，统一做地下车库。”话音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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