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便进言说:“洛阳,国都也,宗庙血食之所在,社稷根基之所在。若不战而走,天下必谓我军畏战,继而非殿下而隆河间。到那时,人心一变,强弱之势转也,诸州各生异心,将士改换门面,又将如何呢?须知董卓之乱天下,便起自于弃洛阳而守长安啊!”
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时至今日,朝廷的权威仍然是与洛阳绑定的。一旦朝廷失去了洛阳,本就不强的朝廷威望,又将落于何处呢?眼下平叛情形略有好转,可一旦丢下了洛阳,是否会导致江南的努力前功尽弃了呢?司马乂不得不做此考虑。
他来回衡量其中利弊,还是更偏向于迎战的。毕竟根据此前的情报来看,西军的兵力并不算强盛,和禁军不过相当,兵器甲仗也是平平,并不如禁军精良,尤其是敌军主帅张方,更非西军中闻名的宿将。虽然禁军疲惫了一些,可从种种因素来看,优势还是站在禁军一方,获胜的把握就算没有八九成,至少也有六七成。
唯一让司马乂深思的,便是士气问题。他将刘羡拔擢为太尉,解除其兵权,将其架空,对军中士气到底会有一些影响。可这个影响有多深,他难以把控。
最后还是司空司马越私言道:“殿下,松滋公才刚刚晋升太尉,若此时不战,军中将如何议论过往功劳?”
言下之意是提醒司马乂,这是他独领禁军的第一战,若是此时避战,军中必会将过往的功劳都归结于刘羡,而腹诽司马乂无能。那司马乂试图整顿禁军、重申权威的想法,自然也将遥遥无期了。
也正是这句话,促使司马乂下定决心,率军返回洛阳迎战。
不过在迎战之前,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手头事务的处理。
虽然眼下还没有迁都,但司马乂还是做了迁都的准备,先取缔征东军司,转而打算在许昌建立河南行台,先将皇太子司马覃留置此处,然后以朱虚公刘暾转任大都督,灵州公傅祗为尚书仆射,西华公荀藩为车骑将军,吴王司马晏为东中郎将,四人负责整顿二州民务,接应禁军补给。
然后是削除刘羡对禁军的影响力,此前刘羡在洛阳时,安排的部分军官,包括傅畅、郗鉴、桓彝在内的前司隶府成员,全都被转入太尉府,担任参谋闲职,而不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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