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散出的灼热蒸汽，混在一起闷得人喘不过气。虽然现在才3月份，可是已经开起了吊扇，屋顶的吊扇转得有气无力，吹来的风都是热的，墙上的温度计指针卡在35度，可熨烫台表面的温度能烫熟鸡蛋。
他面前的牛仔裤堆得像座小山，每一块都要熨得平平整整，不能有一丝褶皱。眼睛要盯着布料的纹路，手要稳住熨斗的力度，脚还要踩着踏板调节温度，从清晨七点到正午，他没敢直过一次腰，后背僵得像块木板。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滴在布料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只能用胳膊肘蹭一下，胳膊上的汗渍早已洇透了工装，贴在皮肤上黏腻得难受。
对于任何一名调查员来说，他们都必须在这样的工厂里进行长时间的工作，只有如此才能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已经收集了太多的证据，虽然他知道在韩国至少会有几十名调查员分散在不同的工厂企业，不同的岗位上在收集证据，但所有人都必须要在工厂中工作100天以上，然后才能提交报告，并且还要附上各种证据。
正午刚过，裁布区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林雪峰抬头看过去，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工友捂着手蹲在地上，鲜血从指缝里涌出来，滴在裁布台上，染红了一大片白布。他的断指掉在裁布刀旁，刀还在“嗡嗡”地转着——这台裁布机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刀片钝了没人换，工友们早就说过危险，可工头只说“凑活着用”。
几个工友慌忙跑过去，用布条裹住他的手，抬着人往医院跑，可裁布机没停，工头指着旁边的工人喊道：
“你过来顶班！愣着干什么？活儿能停吗？”
那个工人皱着眉走过去，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长时间工作，让每个人的精力都是透支的。
晚上七点，终于到了吃饭时间。食堂里的灯光昏黄，桌子上摆着一碗清汤、半碗米饭，还有一小块带着肥油的猪肉。林雪峰端着碗，手指抖得厉害，连筷子都快握不住——这双手已经举了十二个小时的熨斗，肌肉僵得像块石头。
抱怨声从各个角落冒出来，有人揉着发酸的肩膀，有人搓着被机器磨破的手掌，声音里满是疲惫。
“青瓦台说的劳工标准法，就是骗外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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