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希腊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属于“民族英雄”，歌颂都来不及，也没法去管。这种土匪风气也长期在希腊军队中蔓延，导致他们的表现，和一向残暴的奥斯曼都半斤八两。
无论本国还是外国，都有人质疑这种风气，认为把希腊民族主义和待人残暴绑定起来，显然是有害的，只会破坏“伟大理想”的实现。可惜，这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
从结果看，希腊人最终也没用建成一个理想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被奥斯曼流放到巴尔干的突厥人，和奥斯曼政权有着血仇。他们打起奥斯曼军队，比希腊人还带劲，因此希腊人也不得不接受他们。
按理说，这种人不止一支。在小亚的突厥和亚美尼亚部落，同样遭受奥斯曼政权数百年的屠杀和迫害，是希腊人的难兄难弟。很多人乐意反抗奥斯曼，也对希腊的反攻持观望态度。
然而希腊军队却发挥复仇都找不对人的传统，根本不去作区分，并不管这些“外人”是什么立场，全都用无差别的暴力和杀戮来对待。结果，自己的力量不断削弱，却把当地人逼向了对面。
最后，列强的支援一断，缺乏根基的希腊军队，就根本没有什么容错率。相反，新的土耳其国家却在凯末尔的指挥下站稳脚跟，还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希腊军队很快就崩盘了。
所以郭康觉得，巴尔干这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值得鼓吹的。他们的民族主义理论，比之前的各种口号，有一些先进性，但说到底也就这样，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实现质变的程度。
当地的这种各族不断分裂、互相仇杀的情况，与其说是新理论威力大，不如说就是一群桀纣互不相亡。但凡有一家稍微做人些，都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
而希腊人闹了两百年，最后还是要偷偷摸摸地“回到罗马”。他们接受了国内的突厥人，接受了白话希腊文，也开始到处打东罗马旗帜了。这也是郭康做出判断的信心所在——希腊人真的折腾不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