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德怀特很喜欢高尔夫，我们算是球友。在华盛顿，球场有时候和会议室差不多。”
他轻描淡写地将总统称为“德怀特”，并将这种高层社交归结为华盛顿常态的一部分，既承认了事实，又消解了其中的特殊性。
但这番话在艾琳听来，却更印证了李长安所处的圈子是何等层次。
能和总统以名字相称、定期一起打球的人，在华盛顿屈指可数。
“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经历。”艾琳适时地表示赞叹，但很快将话题拉回到李长安本人身上，避免显得只对总统感兴趣，“在球场上，您会更享受竞技的乐趣，还是……像您说的，那更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会议室’？”
这个问题问得颇为巧妙，既涉及休闲，又暗含了对他在那种特殊“会议室”中状态的探究。
李长安端起酒杯，沉吟了一瞬。“两者都有。高尔夫需要专注，能让人暂时离开案头文件。至于谈话，”
他停顿了一下，“看情况。有时候只是打球，有时候，确实会聊些事情。”
他的回答依旧有所保留，但比之前关于射击的回答多说了几句，或许是觉得这个问题更“安全”，也或许是因为提及总统后，需要稍微缓和一下过于简略的态度。
“我猜，在那种情况下，倾听和观察可能比挥杆更重要？”艾琳追问了一句，显示出她对这种高层互动本质的理解。
李长安看了她一眼，眼中似乎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认可。
不得不说米国的精英教育很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能有这样的见识。
“通常是这样。”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艾琳感到一阵小小的鼓舞。她接着问道：“那么，除了高尔夫和……处理那些球场上的‘事务’，您还有其他偏好的放松方式吗？比如阅读，您刚才提到了。您更喜欢读哪一类的书？历史？传记？还是小说？”她试图勾勒出他更完整的业余生活轮廓，这些问题既不过分私密，又能满足她长久以来的好奇心。
“杂一些。历史、战略方面的居多，偶尔也看小说。”李长安的回答依然简洁，但补充道，“最近在看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她对一战前欧洲外交误判的分析很有见地。”
艾琳立刻接上：“塔奇曼女士的书！我也读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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