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这是在讥讽他‘不学无术’，沉着脸道：“谋反者处以极刑，阖家连坐，子十六岁以上者，绞；母女、妻妾流放三千里……然则当年玄武门之变以后，东宫、齐王府中子嗣无论年岁一并绞杀，唯女得以幸免，所以并不符合律法。”
李元嘉无语：“陛下明鉴，《大唐律》乃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勘定，在贞观朝实施，您口中的玄武门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岂能以贞观朝之律法去判决武德朝之案件？反之，现在那些人试图颠覆皇权才适用于《大唐律》！‘谋反’乃十恶之一，属于不赦之列，《大唐律》中对‘谋反’之规定为‘谋危社稷’，即所有策划动摇皇权统治之言行，皆在其列。”
皇权时代，对于“谋反”极其重视、不可容忍，所以其定罪之范围极宽。
“已行即罪、不必有害，出言即罪、不必有行，但谋即罪、不必有言行。”
并且“一人即可称谋、不必二人或多人。”
只要施行，不论有害无害即有罪，只要说出来不必施行也构成“谋反”罪，而且不必多人合谋，只要一个人即可称“谋”。
他觉得陛下现在有些走火入魔，甚至不惜“踩踏”太宗皇帝之威名来博取世人之认可，所以他不从这里反驳李承乾，而是咬定了李神符等人之言行已经属于“谋反”，根本不必等其露出反迹再予以制裁，而是应当行雷霆手段、防患于未然。
既然律法已经规定了何谓“谋反”，只需三法司共同审理，待到认定李神符等人之罪责即可出手，如此有法可依、天下咸服，最是稳妥。
然而出乎他的预料，李承乾摇摇头，叹气道：“当初《大唐律》之勘定乃天下名士共同参与，公正严明、堂皇气魄，然则时移世易，当年之条款放到现在已经显得过于严苛。那时候天下不靖、政权不稳，自然需要严苛律法维系统治，乱世当用重典嘛。可现在河清海晏、天下归一，需要的却是相对仁慈、宽厚之律法确保社会发展，譬如‘谋反’大罪之界定，应当视其确切之动作而定，而不是之私下里谈论几句便‘因言获罪’。”
李元嘉：“……”
您不仅质疑太宗皇帝之功绩，甚至还想更改《大唐律》？！
您还真以为九五至尊、君临天下就可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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