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如以前那样视商贾为贱业，更不必担忧行商途中遭受各种盘剥、索要而导致血本无归，一切都在约定好的框架之内运行，只需核算成本即可。
如此导致大唐的商业异常繁荣，诸多此前托庇于世家、门阀、高官、皇室之下的商贾纷纷“独立”出来，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商税越来越多。
此等利国、利民之事，怎能不成为常态呢？
但既然房俊有此一问，自是有其道理。
沉思片刻，刘祥道略有所得，摇摇头道：“未必会成为常态。”
世间之事，并非“好的”就会得到施行，“坏的”就会禁绝。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所谓“好的”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好，“坏的”也不是对所有人都坏……
其间自有权衡。
商税改革固然使得国库丰盈，但着实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继而又问道：“如何解决呢？”
房俊道：“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无过于司法独立而已。”
刘祥道瞬间明了。
以法律之形式使得商税成为不可更改之国策，任何人不得从中作梗甚至予以废黜。
这样做并不难，不过是一道法律而已。
但想要做到也很难，因为没有一道法律可以迈过皇帝，皇权至高无上，陛下口含天宪，只需一道谕令便可将任何法律予以更改。
在某一个时间段，“集权”是好事。
譬如太宗皇帝。
隋末唐初乱世混沌之时，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可以迅速恢复生产，使得动荡不休烽烟处处的国家快速步入稳定。
但是在某一些时间段，“集权”则起到反作用。
譬如隋炀帝。
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将大好局面毁于一旦，隋文帝积攒下来的家底在短短十数年间被挥霍一空，威服四海的强大帝国陷入动荡、走向毁灭。
而现在之大唐，与鼎盛之际的前隋有着颇多相似之处，按部就班的发展便足以傲视群伦、睥睨天下。
至高无上的皇权便成为最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