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言论更是秉持怀疑态度，其中究竟几多试探之意？
好一会儿，他才缓缓颔首，道：“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一件东西的稀缺性降低、再不是独一无二，那么价值必然要贬低。”
当然，仅仅是削弱皇权、使得皇权不再至高无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制定相应之法律规定任何篡位、谋逆之举措皆为违法，造反者受法律之制裁、天下之谴责。
但一切之根源，皆在于开启民智。
唯有天下人明白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明白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生杀予夺之特权，才会在根本上制约皇权。
而这需要一场变革，或由外而内、或自下而上，对当下之社会结构造成不可逆转之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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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数千年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开启民智是在何时？
是在清末。
儒家两千年悠久历史之中不断提出“开启民智”之理念，实则既无实质之推动、更无具体之方式，不过是喊一喊口号用于愚弄世人罢了，固然儒学之主体在两千年中不断变幻，无论是孔子的“仁、礼”、孟子的“仁政、民本”、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亦或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从未有人立志于开启民智、“有教无类”。
因为民智一旦开启，便会彻底动摇几千年的统治根基。
直至清末时期，这一状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系统性引入西方启蒙思想、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并对传统权威形成批判性反思。
而构成这一状况的根本，不在于儒学之蜕化、不在于皇权之进步，是在于外部巨大的国际压力对两千年的中央集权造成无与伦比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皇权之危害、集权之弊端，主动走出去进行思想上的变革。
然而现在大唐威震寰宇、盛世煌煌，没有外部之强压、自然不可能产生由外而内的变革。
更何况非民族存亡之际，又岂能产生巨大冲击？
所以大唐的“民智开启”，便只能是一场自下而上、润物无声的变革。
巨量的财富涌入，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举的兴起，税收制度的相对完备，军政逐渐分离……或许这场变革需要很长时间，但其过程却是不可逆转，一旦达到某一个临界点，一切皆水到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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