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契约』。
汉代不缺『契约』。
汉代的『先令券书』等民间契约文书的高度发达，与政治领域的非契约性形成鲜明反差。
斐潜特意留下了吕布，实际上就是为了铺垫出『政治契约』的重要性。
只有『功臣』不死，华夏之中能人才会尽情施展，否则要么就像是韩信这样，被归咎于『自伐其功』，将刘邦的这种政治背叛定义为道德缺陷而非制度问题，而导致每一个上台的『权臣』，最后都必须要考虑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究竟要怎么活下去……
甲鱼的自污，也是对于这个病症的提醒。
大汉之中，王莽，霍光等人，又加重了这个病症，也导致了『政治契约』表面上一再签署确认，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怀疑下一刻会不会遭遇背叛，自己菊花不保。
甚至包括现在的刘协和曹操，也是如此。
那么等斐潜掌控了山东，刘协原本和曹操之间的矛盾，也就会转移到了斐潜身上。
按照原本的旧有道路，斐潜剩下的也就是再次废帝，养一头猪，度过几十年，然后像是霍光一样人一死，族就灭，要么就是类似于王莽曹丕，试图用禅让来解决政治继承权的正统问题。
而这两者，显然都不是什么好办法。
所以，斐潜想到了这样的一套新模式，一条新道路。
当『议案、执行、反馈』成为制度闭环，华夏传统的统治合法性也就渐渐地会从『天命』转向『履约』。毕竟所谓的皇帝，朝堂，是所有这个国家的百姓民众过渡了一部分的权利，而形成的通用维持秩序机构，是组织生产，保障生活，抵御外敌的机构，这本身就是『政治契约』，是双向的，而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些人的彰显无能，满足私欲之所。
一旦形成华夏的政治契约，或许就会将华夏民族带向一个更高更灿烂的巅峰。
当然，受限于农业文明基础生产力生产技术等的制约，斐潜的这种新体制最终很大可能会演变为士大夫民主制而非近现代议会制，不过这也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