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当人口数量增长受到来自于环境抑制的时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厉害的是基层阶层，而统治阶层由于拥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响的。这就使得tongzhi阶层的人数比例在总人口数中骤然上升，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会想方设法的增加税收，而基层阶层的交税负担就会增大。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夫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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