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行之！』
新田政和旧田政之间的根本矛盾，在勋田和常田上，也在其继承的权利上。这种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才是山东之人一直在否认斐潜，反对斐潜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这一点，不仅是在冀州豫州如此，在荆州也是一样。因此当曹仁指出了这一点的时候，文聘等人相互看看，也都沉默了下来。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为子孙提供更为优良的生存生活环境，是人类延续自我的本能。
这一点无可厚非。
可问题在于，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度。
华夏自古讲究中庸，山东之人也天天念叨着中庸，可是偏偏到了自己利益的方面的时候，既不中，也不庸，就是全都要。明明自己积累的家产已经足够自己的子孙可以活得比大多数的平民百姓都要更好，也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可就是没有任何满足止步的迹象，而是一味得要更多，更多，更多……
最终整个的制度崩坏，国家衰败，可即便是如此，这些山东之人依旧言辞凿凿的表示，爱护自家的孩子，给自己的子孙积攒一点家业，这难道有什么错？然后像是耗子一样死命的掏空大汉，掠夺民夫，就算是自家的铜钱在仓廪里面腐烂了，也不愿意多拿出一点来支援国家基础建设，或是用来抵御外敌，开拓疆土。
大汉如此，大唐大宋大明，几乎都是一样的。
因为华夏王朝虽然变化，但是地主阶级的小农经济体制没有变。
这种小农经济体制，使得他们永远看见的就只有脚下的这么一个圈子大的土地。
明末之时，崇祯希望他岳父能在危难之时捐银钱做个表率，首先加封了他岳父为侯爵，然后希望他能捐出十万两来激励群臣，补充军饷，但是最后他岳父扭扭捏捏，侯爵自然是拿走了，然后只挤出了一万两交差。结果在李自成攻陷京都之后，其家产被抄，记载相互有些出入，有说是现银五十万两的，也有说是七十万两的，但是就按照最少的记载来看，所捐献的一万两，也不过是其现银的一个零头而已，更何况还有大量非现银的财产，金银珠宝田亩商铺……
人性就是如此。
在这一个点上，在场的众人，都有相同的敌人——
斐潜，以及其新田政。
即便是众人心中大多数都清楚，新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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