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任意剥削役使贫苦农民，而且开始和官僚相勾结，『连骑游诸侯』、『武断于乡曲』成为独霸一方的大豪强的时候，才是最真正麻烦。
当下大汉的问题，就是这些已经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士族豪强。
『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斐潜说道，『此等之辈，何益有之？』
汉代皇帝也一度对于这些豪强动手，像是刘邦的『迁地方充长安』，汉武帝也派遣刺史巡游，监察地方豪强有没有『田宅蹌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等等的罪名，然后进行惩处，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这些种种的举措，虽然处死过一些豪强大姓，没收了一些豪族的土地财产，但是没有抓到要点上，只是一时抑制了其发展，当风头过去之后，便是又一波的卷土重来。
所以现在斐潜换了一种方式。
推行『贷令律』。
火热出炉的『贷令律』，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表示天下都是大汉子民，作为士族更是要作为大汉的表率，所以那些贪图钱财表现，就是下等小人的行为，暴露其卑劣的品格。
尤其是以借贷收取高额利息，敲诈摄取民财的行径，就等同于暴露了那些混在士族之中的害群之马的丑恶嘴脸，因此，但凡是颁布定下来的灾害之年，地方民间借贷一律不许收取超过百分之五的利息，如此方能体现出大汉士族君子堂堂之风，视钱财如同粪土的卓卓风姿……
此令一出，便是许多人惊掉了下巴，面面相觑。
士族都是要面皮的，不要面皮的，还能称之为士族么？因此道义，仁德，忠诚等等，都是士族挂在嘴边，涂抹在身上的东西，但是现在斐潜就等同要让地方士族大姓选择，是要面皮还是要利益？
百姓庄禾受到灾害，一旦被判定为灾年，那么在这一年当中的借贷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五，超过的就要受到严惩，这有问题么？斐潜又没有禁止普通年份的借贷利息，只是严禁了灾年的利率，难道这还有问题？
谁有问题？
难道这律令不是士族奉行的道义体现？不是仁德的举措？不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所应该有的忠诚？
因此斐潜的这一条律令颁发而出，顿时关中三辅之地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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