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又是『打通要道』。
但斐潜几乎瞬间就洞悉了其真实意图，在司马懿那双眼睛深处闪烁的，是对颍川、对许县那片即将决定天下归属的核心战场的渴望和野心！
司马懿想参与最后的盛宴，攫取最大的功勋与政治资本。他又一次将个人野心，巧妙地包裹在了为公的旗帜之下。这与『从来』事件中，他将个人对局势的掌控欲，隐藏在『顾全大局』说辞下的行为模式，何其相似？
有能力，却惯于将他人乃至同僚视为达成目标的工具或棋子；有野心，却善于用合乎逻辑甚至崇高的理由来掩饰。
这样的人，若过早进入决策核心，其所思所行带来的潜在危害，将远超一般的骄兵悍将。
后世的无数教训都表明，此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旦进入中央核心掌握大权，其危害往往更加深远和隐蔽。
这类人通常具备高智商与高情商，能够精准判断局势与他人心理，但其核心驱动是高度工具化的理性与隐蔽的自我中心。他们善于将人际关系彻底功利化，其同僚、下属甚至盟友都被视为可计算、可替换的资源和利益。
这类人会将一切都市场化，资源化，数据化，然后为自己的行动披上『集体利益』的外衣，使真实动机难以被察觉。通过制度缝隙、语言艺术或责任转移，让负面影响由他人承担，自身却保持『清白无瑕』。
因此斐潜才将司马懿放在了南阳。
一方面，南阳确系要地，连接荆襄、关中、中原，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自袁术祸乱以来，又历经曹操刘表等多方争夺，战火频发，民生凋敝至极，百废待兴。这个地方急需一位有足够能力、精明理智，且手段灵活的人来治理，整顿秩序，安抚流民，恢复生产，将其真正转化为骠骑政权稳固的产粮基地和联通南北的枢纽。
司马懿的才智和政务能力，足以胜任此等艰巨任务。
这也是实实在在的重任，并非虚置。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司马懿的一次『沉淀』与『淬炼』。
将他从最前线、最能快速攫取军功和政治影响力的核心中央位置调离，放到一个需要耐心、务实、与民生息、经营地方的位置上。
治理南阳，自然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斐潜也就等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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