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编写，图画也要符合当地的生活场景和审美习惯。”
戴鸭舌帽的年轻人眼睛发亮，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这个思路好！图画风格也可以因地制宜，比如苗寨的可以用蜡染纹样做边框，牧区的可以用蓝天白云、草原牛羊做背景，让群众一看就觉得亲切，是自己的东西。”
“正是这个意思。”方别赞许地点头，“宣传不是灌输，而是对话。我们要用群众熟悉的方式，讲他们关心的问题。”
郑怀民一直安静地听着，此时才开口:“方别同志刚才阐述的技术路径，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补充？”
一位来自基层卫生司的女同志举了举手:“我有个问题。五个试点地区天南地北，距离遥远，交通通信都不便。技术小组如何保证对各地的指导能及时、有效？总不能全靠写信，一来一回个把月就过去了。”
这个问题很实际，会议室里不少人点头表示同感。
方别早有考虑，答道:“这个问题，我们设想了几个层级的联系机制。第一，每个试点地区都会配备一个由中央和地方专家共同组成的工作组，常驻或定期巡视，负责一线指导。第二，建立定期通讯制度，各试点每月向办公室书面汇报进展和问题，紧急情况可以拍电报或电话。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他加重了语气，“培养本地骨干。就像武汉会议上马局长、李医生他们那样的同志，或者像青山大队的孙建军那样的明白人。他们土生土长，了解情况，有威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永不撤离的工作队。我们技术小组的任务，很大一部分就是发现、培训和支持这些本地骨干。”
女同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依靠本地力量......这确实是个根本办法。只是选拔和培训的标准怎么定？”
“标准不宜过高，但核心不能含糊。”方别道，“首要的是热心公益、在群众中有信誉。其次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责任心。文化程度可以适当放宽，很多老农民虽然识字不多，但生活经验丰富，记忆力好，只要方法对路，一样能掌握关键知识。培训内容要精炼、实用，多采用口传心授、现场演示的方式，少搞理论灌输。”
会议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就人员调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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