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6日是正月十七。直到过了正月十五，东原的年才算过完了。
县委大院门口的红灯笼刚摘下来，清晨的风带着料峭的寒意，卷着几片没扫干净的炮仗皮肆意飞舞。
孟伟江的办公室在县政府二楼西头，离厕所不远，常年透着一股潮气。他坐在磨得发亮的柳木办公桌后，手里端着个掉了瓷的棕色的搪瓷缸。桌上的《人民日报》摊开着，头版标题粗黑醒目。
自从卸下了公安局长职务只保留了副县长职务之后，他反倒松了口气。
以前在公安局当局长，二十四小时精神都处于紧绷的状态，半夜一个电话就得爬起来出现场，生怕出什么乱子。
现在好了，每天九点踩着点到单位，听听汇报开开会，已经不需要再承担具体工作，也没有了什么风险。
当然风险没有了，意味着机会也就没有了。
孟伟江每天喝三缸茶，翻两张报纸，十一点半准时拎着包下班。下午三点再来，五点准时走，连加班是什么滋味都忘了。
他甚至觉得，这样的日子比当公安局长超然多了。现在所有人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喊一声“孟县长”。
这种不沾旋涡又能享受权力滋味的感觉，让他很是受用。
桌上的电话机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寂静。“叔，曹河宾馆203包间，菜都点好了。”
孟大勇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丝急切。
“行，这就下来。”孟伟江不紧不慢地看完了报纸，这才放下搪瓷缸，披上那件半旧的黑色呢子大衣，锁上了办公室的门，到了自行车车棚，拿出一副手套，习惯性的抽打了车座上的浮灰，跨上那辆二八式永久牌自行车，慢悠悠的骑着走了。
203包间不大，一张圆桌铺着蓝格子桌布，墙角立着个掉了漆的铁皮暖瓶。
服务员端上四个凉菜又拿来一瓶孔家酒，往桌上一墩。
孟大勇拧开瓶盖，给孟伟江的玻璃杯倒满，酒液顺着杯壁缓缓流下，泛起细密的泡沫。
孟伟江不等孟大勇招呼，把酒抿了一小口，酒液辛辣的味道在嘴里散开。他放下杯子，夹了一粒花生米：“和三年陈不相上下，但是和五年陈比，有差距。”
孟大勇知道孟伟江私下里爱喝点小酒，但是并不贪杯，也赶忙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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