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下地就是8分，其他年龄段也定死了分数，只要参加了劳动就有。调：公社可以随意无偿调拨辖下每个生产队和每个社员一切财产）
少部分纯粹欢喜的人都是乐天派，眼里只看到了两条消息的有利之处。
“要说吧，这事肯定是个好事。毕竟不让养猪养鸡之后，平时连肉和蛋的影子都见不到，也没有鸡蛋拿去换钱买点针头线脑什么的。但是时下这个形势......别等到咱们把猪鸡养肥了，把自留地侍弄好了，又突然来一场运动，把东西给咱们全部收走，让咱们白忙活。”
这样的话是那些被运动整怕了的社员的普遍心声。
他们永远都无法忘记两年前那场运动一来，家里的猪鸡羊等禽畜和稍微贵重一点的财物就顷刻间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被无偿‘调’出去。
虽然那个政策很快就进行了调整，今年上半年五月份左右公社还进行了退赔，但那退赔账目，不说也罢。
还有就是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之后，几乎所有人下地都在磨洋工保存体力，让地里的庄稼惨不忍睹。
结果就是最近一两年的最终粮食产量以特大幅度下降到了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绝对谷底。
这个同样被迅速废除掉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给每个社员留下的心理阴影一样深刻无比。
（绝对平均主义在各地的废除情况并不一致。废除得越彻底的生产队社员劳动积极性越高，生产也就搞得越好，工分值也越高）
毕竟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
陈家村要不是背靠养育了祖祖辈辈人的小黑山，有慷慨的花溪涧提供水源，平时又能在山上挖到很多野菜，关键时刻又用秸秆和玉米芯磨粉，再加上小黑山上的树皮，恐怕也早就像其他村子那样出现了饿死人的骇人事件。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短短一年多两年就经历了如此多大事件的大部分社员，对陈定本骤然间宣布的两条重大消息既欢喜期盼，又疑惧担忧。
最后所有担忧都化作同样一句话涌向陈定本：大队长，这个政策实行以后，还会不会再变化了？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非常理解你们的担忧。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队长都这样问过公社文书记。文书记告诉我们：上面已经认识到，只有每个社员都积极地搞家庭副业，社员自己能够获益不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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