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利落。
林恩为她安排了一个完整的新背景：墨西哥一个没落金融家族的继承人，家族银行在上一轮政治动荡中清算，本人拥有全额资产管理权限，懂量化交易，只缺一个能在美国落地的平台。
凯瑟琳坐在写字楼会议室的桌旁，面对四个穿定制西装的男人。
她讲的术语比第一次自在多了，有些她自己也没完全弄懂，但她讲得很平稳，语速不快，每讲完一个概念会留半拍，让对方提问。
一个男人问她某个公式背后的数据来源，她看回去，停了两秒：“来源是家族银行过去十二年的内部清算记录——那些记录没有对外公开过。所以，你现在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知道这条数据线存在的人。”
那个男人没有追问。三个月后基金因“市场波动”清盘，那些男人的钱变成了她们账户里的数字。
当天晚上凯瑟琳回到住处，没看着账户余额，她说说：“钱是一把钥匙。但你打开门之后，里面是什么，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钥匙。”
林恩赞叹：“你懂了！”
那段时间她们换了一间公寓。
不再是隔音差的老楼，是一间带落地窗的一居室，窗户朝南，阳光从下午两点到四点能铺满半张地板。
凯瑟琳开始买一些她以前只在杂志上见过的东西：一瓶三百美元的香水、一盒成分不明的护肤品、两双鞋，其中一双她在店里试了又试，来回走了几圈，然后买下了。
与林恩的理性不一样，凯瑟琳是一个更感性的人。
她偶尔会去酒吧，一个人，点一杯酒，靠吧台坐着。有个周四晚上她遇到一个穿深灰色衬衫的英俊男人，他们聊了四十分钟，然后一起离开。
第二天早上她回到公寓时林恩正坐在窗边翻文件：“楼下那辆车的车牌是纽约的，他在休斯顿出差。”
凯瑟琳靠在门框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林恩翻了一页文件：“不知道。我看的是车牌，不是他的简历。你下次如果要跟人走，去他住的酒店。比去他家更安全。”
凯瑟琳走到她对面坐下：“你觉得我会沉溺在这些东西里？”
林恩把文件放下：“不会。你知道哪些东西是玩具，哪些是工具。玩具可以留在玩具店里，但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计划要执行，那些真正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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