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是我抓的。”平藏问他动机是什么，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在被带走时回头看了平藏一眼，那眼神里有某种平藏当时无法理解的东西。案件在稻妻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舆论一边倒地谴责藤原，有人骂他是人渣，有人要求公开处刑。孩子们被救出后在医院接受了全面检查，身体虽无大碍，但心理创伤极深，每个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平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所有证据重新摊开——藤原的指纹、孩子们的口供、仓库里发现的麻绳和匕首、药店的购买记录、以及藤原本人的供认。每一条都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矛盾之处。然而完美无缺的正义感却在他心底某个极细微极隐秘的角落留下了一道若有若无的不适。这种感觉与证据本身无关，只是他当了那么多年侦探的本能——当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方向太准了。他对着那盏孤零零的台灯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拿起笔，在案件报告的结论栏里签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就在移交嫌疑人那天，他路过关押孩子们的医务室，护士正在换药，一个孩子轻声问——“那个大叔会被关起来吗？”护士说会的，坏人都会被关起来的。另一个孩子接过话头，声音里还带着睡眠中残留的鼻音——“其实他以前对我们挺好的。”护士没有听见这句话，她正弯着腰收拾床底下的便盆。平藏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透过半掩的房门，他看到那个说话的孩子正翻着口袋想找一张皱巴巴的旧照片，那张照片从他指尖滑落在床底下。护士换完药推着车走了，平藏走进房间，弯腰把照片捡起来。那是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女人穿着一件极鲜艳的红色外套，笑容灿烂地站在两个孩子中间。他翻到背面，上面写着——“爱子和孩子们，去年夏日祭。”
他没有把照片还给那个孩子。他只是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说——“我去看看你们之前住的地方，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那一刻撒谎，但他的脚已经先于他的大脑做出了决定。
他独自回到那栋废弃的旧校舍，孩子们被解救后，这里作为犯罪现场的保护期已过，但警戒线还未完全拆除。他在之前的取证中已经将每个角落都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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