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开会、每一次做报告、每一次研究“能源战略”，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
普通人的账单怎么办？
在旧金山，一群大学生挤在宿舍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
一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听到“我们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门口的事”时，在本子上飞快地记下了这句话。
她旁边的男生说：“是陈？”
另一个男生说：“是的，宾州的陈时安州长，人民党的领袖。”
第一个男生，不再说话了，盯着屏幕看。
在亚特兰大，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坐在自家门廊上，把收音机调到新闻台。
他眼睛不好，看不清电视，但听得很认真。
听到最后那几个字——“你们这些年，干了什么？”。
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了一格，靠在摇椅上，半天没动。
他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马丁，想起那些站在台上说话的人。
那时候也有人这样问过。
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游行队伍停下来了。
不是散了，是停了。
有人带着收音机，把声音开到最大，周围的人全都安静下来听。
听完之后，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举牌子。
人群就那么站着，安静了很长时间。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不是那种示威的、有节奏的鼓掌，是那种看完了一场什么东西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鼓掌的鼓掌。
国会山的会议还在继续。
陈时安没有坐下。
他站在那里，等厅里彻底安静下来。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低。
“我算过一笔账。这几年，漂亮国对外的援助——超过上百亿美元。”
他顿了顿。
“够底特律的工人加多少年的油？够印第安纳的单亲母亲交多少年的暖气费？”
没有人回答。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一次。今年7月，国会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三亿五千万美元援助。”
“三亿五千万。然后这个月，我们又给以色列运了几万吨武器弹药。”
他的语速很慢，像在念一份账单。
“再然后——阿拉伯国家禁运了。油价翻了一倍。”
“底特律的工人加不起油了。波士顿的渔船出不了海了。”
“新罕布什尔的老人开始担心这个冬天会不会冻死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联邦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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