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未经修饰的工业风天窗斜射进来，在粗粝的水泥地面上投下几何形的光。
数十人聚集在此——穿着工装裤的蓝领工人、袖口沾着机油的小作坊主、神情精明而务实的小企业主。
他们的面孔被岁月与劳作刻下痕迹，此刻却都仰望着同一个方向。
吧台旁临时搭建的简易讲台后，站着克罗尔。
他曾是这家钢铁厂最好的机械工程师之一，手指关节粗大，掌心里有磨不掉的老茧。
此刻他穿着一身显然不太习惯的合体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面对镜头和目光，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
克罗尔不只是技术骨干。
他是陈时安最早、也最沉默的那批追随者之一。
陈时安在宾州各地早期的每一场集会，只要排班允许，克罗尔都会开着那辆老皮卡赶去，不往前挤，就站在人群外围，安静地听。
陈时安从北越历劫归来的那天，他请了假，凌晨驱车赶到哈里斯堡，混在沸腾的人潮里，看着在车顶挥舞旗帜的领袖，这个惯于和钢铁打交道的汉子，抬手用力抹了把脸。
前些天，当本地工会代表找到他，问“是否愿意站出来，为州长、也为宾州的未来去争一个席位”时，克罗尔没有太多犹豫。
他摘下沾满油污的手套，在工裤上擦了擦手，只问了一句：“需要我做什么？”
现在，他站在了这里。
灯光有些刺眼，他眯了眯眼，目光扫过台下那些熟悉的、或陌生的面孔，深吸一口气，握住了讲台的边缘。
掌心的老茧摩擦着粗糙的木板，传来熟悉的触感，让他稍稍定了定神。
“我的父亲在这里炼了三十年钢，”
他的声音起初有些发紧，带着这片河谷特有的口音，但很快便沉了下来，像一块冷却中的铸锭。
“我的儿子在这里读完了社区大学，去年却不得不去德克萨斯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他微微前倾身体，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
“我是个工程师。我信图纸，信数据，信那些能把蓝图变成实体的齿轮和螺栓——而不是空话。”
掌声响起，扎实而短促，像工友间默契的击掌。
“我们的州长去年一上任就提交了复兴法案，”
他话锋一转，声音里压着一股火。
“可哈里斯堡的那些人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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