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水无关，但发生在同一区域，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
林墨继续往下看，后面几份是关于渗水处理的后续记录。弘治十二年四月，有“增补防水物料支用”，包括“鱼胶、熟桐油、石灰、细沙、麻丝”等，数量不小。五月，有“征调防水匠三名，工食银若干”。六月，有“渗水处修补完毕，覆土掩实，验收无虞”的记录。看起来，渗水事件似乎得到了及时处理，被悄悄掩盖了下去，没有引起大的波澜。
但林墨注意到，在这些记录中，经手人或督工名单里，频繁出现“内官监管工郝仁”的名字。他负责物料领取、工匠调配、工时记录等具体事务。尤其是在那份“增补防水物料支用”单上，郝仁的签名格外醒目。
这似乎说明，郝仁全程参与了这次渗水事件的处置。作为内官监派驻的管工，这倒也在其职责范围内。
然而，接下来的另一份记录，让林墨的眉头紧紧皱起。那是一份弘治十二年七月的“特别赏赐记录”，记载了因“茂陵岁修有功，处置得当”，对相关人员进行赏赐。名单上有督工郎中李淳、工部主事某某、内官监管工郝仁，以及三名工匠头目。赏赐的东西是银两和布匹。这看起来是对成功处理渗水事件的奖赏，似乎合情合理。
但林墨细看赏赐的额度，却发现不对劲。督工郎中李淳赏银五十两，工部主事赏银三十两，三名工匠头目各赏银十两。而内官监管工郝仁，赫然赏银八十两！比督工郎中李淳还多三十两！这极不正常。一个内官监的管工宦官，在工程中属于协理、监督性质，并非技术主管，也不是最高负责人，就算有功，赏赐额度通常不会超过工部的实际负责人。郝仁的赏银竟然最高，这不合常理。
除非，郝仁在此次渗水事件的处置中，立下了某种“特殊功劳”，或者，他“打点”得非常到位，使得负责记录和上报的官员，在功劳簿上给了他最大的份额。
林墨将这份赏赐记录指给周文博看，问道：“周年兄，依你看，一个内官监管工，在此类工程中，赏赐额度超过督工郎中，可算寻常？”
周文博摇头：“极不寻常。督工郎中乃工程主官，责任最重，赏赐通常最厚。管工宦官虽有监督之责，但赏赐一般与工部佐贰官相当，或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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