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秋，普洱江城县勐烈镇还浸在计划经济的余温里。青石板路被晨雾打湿，两旁土坯墙的屋子飘着柴火烟，供销社的铁皮柜台擦得锃亮，却摆着寥寥无几的肥皂、粗布与煤油，价签上的数字刻板而冰冷。22岁的张晓虎蹲在镇口老榕树下，指尖掐着皱巴巴的十元钱——那是他卖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母鸡换来的全部家当，也是他试图撬动命运的第一枚筹码。裤脚沾着山间的泥点，额角有道浅疤，是年少时跟人抢红薯留下的印子，那疤痕在晨光里泛着淡粉，可他的眼神却亮得吓人，像藏着团压不住的火，烧得全是不甘与渴望。
他是土生土长的江城人，家住勐烈坝子最偏的哈尼族寨子，父母都是靠天吃饭的农民，一辈子与贫瘠的土地打交道。家里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上有要读书的大哥，下有要抚养的小弟，从小就懂“穷”字怎么写，也尝够了穷日子的滋味。吃不饱是常事，野菜拌红薯渣是主食，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掺着玉米面的白饭；衣服补丁叠补丁，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直到烂得没法补，就剪成碎布当补丁。16岁那年，初中还没读完，他就主动辍学，跟着村里人上山砍木头、下河捞鱼虾，换点零钱贴补家用。后来又去县建筑队当小工，搬砖、和泥、扛水泥，一天挣一块二，累得腰直不起来，晚上躺在工棚的木板床上，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可到月底，除去吃饭和寄回家的钱，手里几乎剩不下几个子儿。
看着身边人要么守着几亩薄田，饿不死也富不了，一辈子困在这大山里；要么挤破头想进国营单位，端上“铁饭碗”，安稳度日却也只能勉强糊口，张晓虎心里总憋着股劲。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这巴掌大的江城，不甘心面朝黄土背朝天，更不甘心让父母、兄弟跟着自己受穷。改革开放的风刚吹到云南边境，报纸上、广播里总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在闭塞的江城，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大多数人还抱着“安稳度日、不冒风险”的念头，生怕踩错步子，只有张晓虎，把这话听进了心里，也记在了骨子里——他要富，要出人头地，不管用什么法子，哪怕铤而走险。
那时的江城，地处中、老、缅三国交界，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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