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手机是干净的，没有任何通讯录，只有一个预设的离线导航软件，标记着一个位于伯尔尼郊区的坐标，以及一个简单的文本编辑器。
她在文本编辑器里，用中文写下：
“鹰，隼：我已收到棋手信息，知晓一切。计划有变。我需要你们在12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核实名单中瑞士籍目标‘Fischer,A.’（阿洛伊斯·菲舍尔，前国会议员，现任某跨国企业顾问）在任期间，是否与东欧某能源集团存在非正常利益输送，特别是与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离岸公司‘VentusHoldings’的关联。重点查其子女账户及隐秘社交圈。此事关乎能否借力破局，救棋手之母及沉舟。万分紧急，务必小心。林晚。”
信息写好，她将手机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一个特定的USB接口。屏幕上弹出一个传输界面。她知道，鹰眼和猎隼应该能通过某种方式远程获取这部手机的信息。这是他们约定的单向紧急通讯方式。
做完这些，她开始整理思路，在脑中构建一个完整的、如何与瑞士当局“做交易”的方案。她需要一份“投名状”，一份足够有分量，又能暂时保护自己的“投名状”。
她看着屏幕上苏瑾信中的那句话：“望你无论如何，活下去。”
活下去。为了沉舟，为了苏瑾，也为了……向母亲复仇。
她关掉苏瑾的信件和加密文件，打开一个新的文档，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这一次，她用的不是暗语，不是密码，而是最直接、最清晰的法文。标题是：
《关于“隐门”组织渗透贵国高层、操纵舆论、进行跨国犯罪及威胁申请人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说明与部分证据提交》
这不再是求饶，不是妥协，而是宣战檄文，也是一份将自己和手中筹码押上赌桌的、危险的交易请求。
文档的开头，她写下了自己在瑞士的化名和难民申请编号，然后，直接切入核心：
“尊敬的韦伯先生，及瑞士联邦相关当局：”
“我，伊莲娜·索科洛娃，在此以生命担保，以下陈述之重大与紧急。我并非普通政治难民，而是国际犯罪组织‘隐门’核心成员‘母亲’的追害目标及前知情者。该组织长期从事政治渗透、经济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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