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可能会有某个亲戚，在“破五”之后、“元宵”之前，像往年一样，拎着两包并不值钱的点心或水果，上门来“拜个晚年”，说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话，维持着那点表面的人情往来。哪怕只是走个过场，也能给这死水一潭、冰冷刺骨的屋子，带来一丝“还在人间”、“还有亲戚”的虚假慰藉。
往年不是这样的。往年，哪怕家里再穷，儿子再不争气，过年时，总还是有些亲戚会走动。王桂芬会强打精神，用家里最好的（其实也很寒酸）茶水和瓜子招待，张成贵也会陪着说些“今年光景还行”、“儿子在外面有活干”之类的场面话。亲戚们也会敷衍地夸两句“建业长大了”、“有出息”，然后心照不宣地避开家里两个“不孝”女儿的话题。那种氛围虚伪、勉强，甚至带着彼此心知肚明的窘迫，但至少，那还是一个“家”在运转的样子，还有着最基本的人情往来，维系着那个脆弱而松散的“家族”网络。
可现在呢？
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到除夕，再到今天正月十五，这扇破旧的木门，除了那个按部就班、准时上门、不多说一句话的护工，除了居委会干部例行公事地送来那点慰问品，再也没有被任何所谓的“亲戚”、“朋友”、“邻居”敲响过。
没有拜年的电话，没有串门的脚步，甚至连以往那些在巷子里碰见、会勉强点个头、问声“过年好”的街坊，如今也都远远地绕开走，仿佛这栋房子染上了什么不洁的、晦气的东西。
起初，张成贵还会给自己找理由：也许大家忙，也许天冷，也许过了初五会来……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门口始终冷冷清清，他的心也一点点沉下去，沉入一片冰冷、黑暗的绝望之海。
儿子入狱的消息，像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散了所有虚情假意的面纱。一个家里出了“劳改犯”，在这座闭塞的小城，是顶顶不光彩、晦气的事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仿佛靠近了，就会沾染上同样的厄运。而两个女儿“发达了却不管家里”的传言（尽管经过了各种扭曲和演绎），更让这个家庭在旁人眼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意味——是同情？是鄙夷？是幸灾乐祸？还是对“重男轻女”终得“报应”的一丝隐秘的嘲讽？没人说得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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