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的队伍走不快——四百多人里有一半是步兵，还有几十匹瘦得皮包骨头的马，拖着几辆装弹药和伤员的大车。雪地上的路不好走，车辙压进冻硬的泥地里，要七八个人才能推出来。
走了大半天，才过了二十多里地。赵德柱有些着急，骑马在前面探了几次路，回来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看。
“参谋长，照这个速度，明天天黑之前都到不了宽城。”他说，“而且我看了前面的路，过了汤道河之后有一段山路，窄得很，大车过不去。”
沈砚之从马上跳下来，走到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掏出地图看。
赵德柱说得对。从冷口到宽城，必经之路是汤道河镇北面的一段山路，当地人叫“鹰愁涧”，意思是老鹰都飞不过去。路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涧，大车确实过不去。
“大车不要了。”沈砚之说。
赵德柱愣了一下。“弹药呢？”
“弹药能背的背，不能背的埋了。伤员用担架抬，马匹驮补给。大车烧掉，不能留给北洋军。”
赵德柱咬了咬牙。“行。我去安排。”
沈砚之叫住他。“赵大哥，让弟兄们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扔掉。棉衣、棉被、帐篷，只留最要紧的。我们要赶在下一场雪之前翻过鹰愁涧，不然就得在山里过年了。”
赵德柱应了一声，转身走了。
沈砚之坐在石头上，看着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那些士兵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低着头走路，一个挨着一个，像是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滦州出发的时候就没有问过要去哪里，也没有问过为什么要走。他们只是跟着，跟着前面的那个人，跟着身边的同伴，跟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叫做“信任”的东西。
沈砚之觉得自己欠他们一个交代。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们去热河重整旗鼓”？说“我们迟早会打回来的”？这些话他自己都不太信。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流亡了，黄兴也走了，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被打的被打、散的散、降的降。袁世凯坐在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他的皇帝大典。这个时候，他带着四百多个残兵败将往关外跑，能翻出什么浪来？
但他不能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他是参谋长，是这四百多号人里军衔最高的。他可以怀疑自己，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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