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问这个干啥？”
“我三十一。”沈砚之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十二年。光绪二十九年，在山海关，你爹带着你来军营，那时候你十九，我十六。”程振邦的声音低了下去，“你爹让我跟着你，说你这小子有股狠劲，但太愣，得有人看着。”
“我爹看人准。”沈砚之笑了笑，笑容很淡，“这十二年，咱们一起打过老毛子，杀过清兵，造过反，革过命。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回，我都记不清了。但这次，可能真的过不去了。”
“你——”
“听我说完。”沈砚之打断他，“我这条命，从光绪二十九年我爹死的那天起，就不是我自己的了。我爹让我活着，看看这世道能不能变好。我看见了，武昌起义，民国建立，几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可我也看见了，袁世凯窃国，革命党人流血换来的江山，又落到了独夫民贼手里。”
他喘了口气，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来：“现在孙先生又举旗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败，中国就真的没希望了。所以我必须去，爬也得爬去。但你不能跟我一起。”
程振邦瞪大眼睛：“你说啥？”
“你得留下。”沈砚之看着他的眼睛，“我们在直隶、山东、河南，还有多少兄弟？老周死了，小四川死了，但还有老王、老李、小赵……他们现在群龙无首。你得把他们拢起来，能拉多少人拉多少人，在北方闹出动静来。袁世凯派兵南下，后方就空虚。你们在北方闹得越凶，南方的压力就越小。”
“可你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是块怀表，表盖已经碎了，但表针还在走。他拧开后盖，里面没有机芯，只有一张卷得很细的纸条。“我在陆军部这两年，不是只发了几封电报。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都有我们的人。商人、学生、老师、甚至衙门里的小吏。这条线，只有我知道怎么联系。我必须活着，把这条线交给南方。”
程振邦不说话了。他盯着沈砚之，盯着这个认识十二年、跟了十二年的兄弟。沈砚之的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两簇烧着的炭。
“你打算怎么走？”良久，程振邦问。
“走水路。”沈砚之说，“从通州上船，顺着大运河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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