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上将制服，脸色铁青，手里攥着一份电报，指节捏得发白。另一个是外交总长陆徵祥，西装革履，正用一块白手帕擦着额头的汗。
右侧的沙发上，坐着几个洋人。最显眼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茶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旁边是美国公使芮恩施，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各国列强的代表，几乎到齐了。
空气里有一种紧绷的沉默，像拉满的弓弦。
终于，袁世凯放下文件，抬起头。他的脸很圆，眼睛很小，但目光锐利得像刀子，在沈砚之身上扫过。
“沈参谋，”袁世凯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在山海关，带了多少人起义？”
“回大总统，”沈砚之立正答道，“三千乡勇。”
“三千人……”袁世凯摸了摸下巴上的短须，“就靠三千乌合之众，拿下了天下第一关。不错，是个人才。”
这话听不出是褒是贬。沈砚之没有接话，只是挺直了腰杆。
“不过，”袁世凯话锋一转，“我听说，你父亲沈文忠，原来是关外绿营的参将？光绪二十六年，俄国人打过来的时候，他带着三百残兵，守锦州城守了七天七夜，最后城破殉国。可有此事？”
沈砚之的心猛地一紧。父亲殉国的事，知道的人不多。袁世凯特意提起，绝不是偶然。
“是。”他沉声答道，“先父殉国时，末将年方十四。”
“忠烈之后啊。”袁世凯点了点头，但眼神里没有丝毫暖意，“那你可知，你父亲守城时，朝廷的援军为什么没到？”
沈砚之的呼吸停了一瞬。
他当然知道。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俄军趁机侵占东北。父亲在锦州死守，等来的不是援军，而是朝廷一纸“相机撤退”的命令。父亲抗命不遵，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事后朝廷为掩人耳目，追封了个虚衔，但沈家上下都知道，父亲是被朝廷抛弃的。
“末将不知。”沈砚之垂下眼帘。
“不知？”袁世凯笑了，笑声短促而干涩，“那我告诉你。因为当时朝廷的主力，都在保定、天津一带，对付洋人。锦州？太远了，顾不上了。”
他站起身，绕过书案，踱到沈砚之面前。他的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站在那里，像一堵墙。
“打仗就是这样，沈参谋。”袁世凯看着沈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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