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进来，关上门，压低声音问，“要不要提前动手？”
“提前动手？”沈砚之摇摇头，“咱们的人马虽然有三四千，但真正能打的不到一半。守关的清兵有五千，加上毅军三个营就是八千。硬碰硬，咱们占不到便宜。”
“那……”
“等。”沈砚之在太师椅上坐下，端起桌上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书桌那本摊开的《孙子兵法》上，书页正好翻到《九变篇》，上面有父亲用朱笔批注的一行小字：“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
父亲沈怀远，光绪二十六年战死在天津。那年沈砚之才十六岁。父亲临行前把他叫到书房，指着墙上的山海关地图说：“砚之，记住，山海关不只是个关城，它是咱们汉人的脊梁。有朝一日，若是朝廷撑不住了，这脊梁不能弯。”
那时他还不懂父亲话里的深意。直到后来读了许多书，见识了朝廷的腐朽，听说了孙文、黄兴的事迹，他才慢慢明白，父亲说的“朝廷撑不住”，不是指外敌入侵，而是指这个王朝从根子上已经烂透了。
“少爷。”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灰布棉袄的汉子推门进来，是乡勇队的副队长赵铁柱。他三十出头，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子，说话声音像打雷：“城东刘把头捎来话，说守备营那边有动静。”
“什么动静？”
“这两天守备营的兵突然多了起来。”赵铁柱抹了把脸上的雪水，“原先只有一千多人，现在起码翻了一倍。刘把头在守备营当伙夫，看得真真的，新来的兵都带着新枪，听口音像是直隶来的。”
沈砚之和沈福对视一眼。
直隶来的兵，那就是朝廷从京畿调来的。看来朝廷的动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
“还有，”赵铁柱接着说，“刘把头说，昨天夜里，守备营来了几个穿官服的人，领头的是个瘦高个，戴着顶戴花翎，看样子品级不低。他们在营里待了半个时辰就走了，走的时候守备营的千总一直送到营门外，点头哈腰的。”
“戴顶戴花翎的？”沈砚之皱眉，“知道是谁吗？”
“刘把头离得远，没听清名字。但他听见千总叫那人‘杨大人’。”
“杨大人……”沈砚之沉吟片刻，忽然想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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