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交割后第三个月出现的供应链危机，在尽调报告中是否有预警，为何被忽略”，再到“如果由你主导这个案子，会在哪个环节采取与当时不同的策略，依据是什么”。
没有交流，没有指导。王助理放下东西，确认他明白任务后，便会离开，锁上休息室的门——从外面。直到晚上十一点，她会再次出现，收走他完成的、写在特定格式纸张上的手写分析报告（不允许使用电脑编辑），然后放他离开。
休息室里恒温恒湿，极其安静，只有中央空调低微的嗡鸣，和他翻动纸张、笔尖划过的沙沙声。时间在这里变得粘稠而漫长。最初几天，汪楠几乎被这种高强度的、带着“悔罪”性质的重复劳动和“事后诸葛亮”式的诘问逼疯。他需要逐字逐句阅读那些浩如烟海的合同、会议纪要、财务模型、法律意见书，在已成定局的历史中，寻找那些当时被忽略的蛛丝马迹和决策失误。这不仅仅是脑力劳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犯下的错误，以及他与那些真正决策者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
疲惫、枯燥、屈辱感如同潮水，在寂静中一次次将他淹没。有几次，他看着那些冰冷的文字，几乎产生幻觉，觉得自己也会变成这故纸堆里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被遗忘在这间豪华的囚室里。
但他不能倒下。他知道，这是叶婧的考验，也是她独特的“驯化”方式。她要磨掉他的毛刺，挫掉他因短暂顺遂而生出的虚妄自信，让他沉入最基础、最繁琐的细节，用前人的失误反复捶打他，直到他形成某种条件反射般的谨慎和敬畏。同时，这也是在培养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让他站在“上帝视角”，系统性地审视叶氏过去重大交易的成败得失，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宝贵、常人难以获得的学习机会。只是，这机会的滋味，苦涩难当。
他必须坚持下去。他每天强迫自己吃下王助理放在小厨房冰箱里的、寡淡但营养均衡的便当，喝下大量的黑咖啡，在眼睛酸涩时滴眼药水，在腰背僵直时站起来做几个拉伸。他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地执行着“阅读-思考-分析-书写”的流程。
偶尔，在深夜十点多，临近“释放”的时间，他会听到隔壁总裁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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