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十四年，夏末秋初。大周咨政院的“议事堂新声”已断续响起了数月。从最初的加征茶税，到疏浚漕渠、边市管理、常平仓籴粜，乃至地方官考评等议题，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代表不同利益的咨政员们，在狄仁杰的主持下，磕磕绊绊地学习着如何“咨议”。争吵时有发生，意气用事不少，离题万里的高谈阔论也屡见不鲜，甚至发生过勋贵代表与学者代表因观点不合险些拂袖而去的场面。然而，在狄仁杰、宋璟等人耐心引导和严格规程的约束下，这个新奇机构总算是运转了下来，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发言前需略作准备，争论需围绕议题，商贾代表的“算账”本事开始受到重视，学者代表的引经据典不再总能压倒一切……
那些起初对“与商贾同堂”感到屈辱的官员、勋贵，也慢慢发现，这些“末流”人物口中关于物价、物流、税卡、行会、工本、民情的描述，虽然粗鄙，却往往能补足官方文牍的缺失，提供另一种审视政策的视角。而商贾、乡绅们，则在最初的惶恐与激动过后，开始尝试用更“得体”的方式表达诉求，学着引述几句圣贤之言来佐证自己的“利”，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些“贵人”们的反应，揣摩着朝廷可能的意图。
就在这略显嘈杂却也不乏生机的磨合中，一道来自宫中的诏令，再次在咨政院乃至整个朝堂，投下了一块巨石。
诏令的核心很简单，却足以让许多人瞠目结舌：“自永昌三十五年始，户部所拟次年‘度支国用大略’（即国家财政预算的雏形），需在呈报政事堂及御前裁决前，先行咨送咨政院，由咨政员详阅议论，汇集各方见解，形成条陈，随同户部原案一并上呈，以备参酌。”
“度支国用大略”要“过”咨政院的“堂”？！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如果说之前咨政院议论具体的加税、工程等政策，还只是“顾问咨询”性质，那么将涉及国家全部收入支出的“度支大略”交给他们“议论”，哪怕仅仅是“议论”和“提供见解”，其象征意义和潜在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几乎意味着，朝廷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帝国最核心的机密与权力之一，要向这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并无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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