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自流，则是纵火积薪，恐使谤讪横生，奸言惑众，动摇国本。故，当务之急，乃寻一中庸之道，既能容有益之新思，又可止有害之妄言。此道之界限何在，如何厘定，如何施行，愿闻诸公高见。”
李瑾的开场白，定下了基调：承认变化，寻求管控，在“开”与“禁”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是一个艰难的定位，但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孔颖达率先开口，他面色依然凝重，但语气比上次御前会议时稍缓，或许意识到一味强硬难以奏效。“太子殿下明鉴。老臣以为，边界首在尊经重道。圣人经典，先王典制，乃治国安邦之根基，人伦日用之所依。凡著述言论，有敢非议、曲解、亵渎六经，毁谤先圣，质疑三纲五常者，当在严禁之列，并究作者、刊者、传者之罪。此乃大本大源，不容丝毫淆乱！”
刑部尚书徐有功接口，他更侧重于法律执行层面：“孔祭酒所言乃礼之边界。然法之边界，亦须明晰。臣以为，凡捏造事实，诽谤朝廷，污蔑大臣，煽动民变，泄露机密，传播妖术邪教，以及诲淫诲盗，有伤风化之言论文字，无论以何种形式刊印流传，皆应入罪，依《永徽律》（唐律）及后续所定专律严惩。此乃维稳靖乱之必需。”
御史中丞来俊臣阴恻恻地补充道：“徐尚书所言极是。此外，还需严防结党营私，以文乱法。某些所谓‘时论’、‘私集’，看似议论国是，实则暗通声气，互为标榜，攻讦异己，实为朋·党之萌蘖。对此等借言论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者，尤当深查严办，以绝后患。”他的目光扫过魏元忠等人，意有所指。
魏元忠眉头一皱，出列道：“徐尚书、来中丞所言，乃法之常理，自当遵守。然臣恐执法过苛，反伤朝廷纳谏之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若因言获罪之网过于严密，则士人噤若寒蝉，忠直之言不得上达，阿谀之风由此而盛，此非社稷之福。况且，如何界定‘诽谤’与‘直谏’？如何区分‘议论’与‘煽动’？若标准模糊，全凭有司臆断，恐开罗织构陷之门，使奸吏得以逞其私，忠良无以自明。”
他转向李瑾，恳切道：“殿下，臣以为，边界之设，当重事实，轻诛心。可规定，凡议论朝政得失、官员贤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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