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都律·出版及言论条格》如同一道堤坝，在沸腾奔涌的思想洪流前划定了一道看似清晰的界限。然而，水势并未因此减弱，反而在得到某种“合法性”确认（至少是部分确认）和明确的“游戏规则”后，以更加汹涌、也更为复杂多元的姿态，在堤坝限定的河床内奔腾起来，甚至开始尝试浸润、冲刷两岸更广阔的土地。《出版法》带来的，并非万马齐喑，而是一种在规范下的、带着试探与亢奋的、前所未有的思想喷发。垂拱五年（公元689年）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间，伴随着武周革唐命、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的宏大国事背景，大唐（武周）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矛盾而蓬勃的景象：一面是帝国权力顶峰的剧烈更迭带来的紧张与肃杀，另一面却是民间知识与思想空前的活跃与繁荣。这，便是《出版法》颁布后，在相对明确（尽管仍有模糊地带）的规则下，催生出的“思想大爆发”。
长安，东西两市，已成为这场爆发的“震中”。书籍的价格已降至一个惊人的低点。一套印刷精良的《毛诗》或《论语》不过数百文，寻常人家攒上几个月也能购置；而各种新兴的“杂书”、“时文集”、“小说”、“笔谈”、“格物图说”，价格更是低廉，几十文便可购得一册。大大小小的书肆、书摊鳞次栉比，不仅售卖经史子集，更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新学”著作。东市“崇贤馆”书肆门口，常年挂着木牌，上写“新到《四海奇物志》，揭秘昆仑以西之国风物”、“《算学新探》详解天元术，附实用题解”，甚至还有“《浮世镜》第三卷，续写市井悲欢，辛辣不减”的招牌，吸引着各色人等驻足翻阅、讨价还价。
公立图书馆（公藏阁）人满为患。除了备考的学子，更多是好奇的市民、小商人、工匠，乃至识字的妇人。他们或许看不懂深奥的经义，却对《山河舆图说》、《百工图谱》、《海外番药考》乃至那些笔调生动的游记、笔记小说趋之若鹜。在“特许阅览区”的申请簿上，名字也日益增多，不仅有对“异端”学说好奇的士子，也有试图从“杂家”著述中寻找商机或灵感的商人、匠人。知识的壁垒，在廉价纸张和开放书架的合力下，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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