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书籍的普及、公立图书馆的设立、新闻小报的流传，共同编织成一张越来越密的信息网络。在这张网中流动的，不仅是朝廷的德音、市井的奇谈、商旅的讯息，更有一种更加无形却更具冲击力的东西——思想。各种或尖锐、或隐晦、或激进、或温和的“异质”思考，如同春日冰河下的暗流，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层之下，开始加速奔涌、碰撞、交汇。一个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相比于前朝严格的言论管制）且传播便捷的言论环境，正在催生着唐代从未有过的新思潮涌动。
这些新思潮并非凭空产生，它们植根于这个时代特有的土壤：武则天统治下相对开明的女性执政氛围，对工商业和实用技术的鼓励，与西域、南海日益频繁的交流所带来的异域见闻，以及最重要的——知识获取门槛的降低，使得更多来自非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人，开始有机会、有渠道、也有勇气，表达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经典、对现实的不同看法。
首先是对现实政治的批评与反思，开始以更加公开和多样的形式出现。以往，朝政得失、官员贤愚，大多只在士大夫的私人书信、宴会清谈、或极少数胆大文人的“私史”、“笔记”中隐晦提及。如今，一些敏感而富有批判精神的下层官吏、失意文人、乃至在野的学者，开始借助新兴的出版和传播手段，表达他们的观点。
一种被称为“时论策”的文体，在士人圈子和某些胆大的小报上流行起来。这些文章通常模仿正式的“策论”，但讨论的议题更加尖锐，笔法更加犀利。它们批评科举中仍然存在的门第偏见，指斥某些官员的贪墨无能，讨论均田制崩坏背景下农民的困苦，质疑朝廷某些劳民伤财的工程，甚至委婉地探讨“女主临朝”的利弊得失（当然，正面评价居多）。尽管大多使用曲笔，借古讽今，或假托“闻诸野老”、“客有问”的形式，但其现实指向性，明眼人一目了然。
长安东市一家名为“清流茶舍”的二楼雅间，逐渐成为一些关注时政的年轻士子、低级官吏聚会辩论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传阅着最新流传的“时论策”手抄本或私下印制的小册子，争得面红耳赤。
“王兄这篇《论选贤与私门》，直指吏部铨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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