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冯翊工地，东北角，编号“丁字七号”的工棚区。
拂晓时分，春寒料峭，薄雾笼罩着这片刚刚从冻土中苏醒的土地。梆子声、铜锣声急促地响起，在灰白色的混凝土建筑骨架和低矮的工棚间回荡。
“起了！起了！卯时正点，各部到齐！卯时一刻，开工饭！卯时二刻，点卯上工！误了时辰，扣工分！”
粗嘎的吆喝声，来自一个个臂戴红色袖标、手持簿册的“工长”。他们是整个“以工代赈”体系最基层的管理者，大多由识文断字的小吏、表现突出的灾民，甚至少数因小过被罚来效力赎罪的里正、胥吏担任。此刻，他们正挨个拍打着工棚简陋的木板门，催促里面的人赶紧起床。
工棚是临时搭建的，用砍伐的原木做骨架，覆以茅草、芦席，再抹上一层厚厚的泥巴防风，低矮、阴暗、潮湿，挤满了地铺。但比起地震洪水后露天席地、或在残垣断壁下瑟瑟发抖的日子，这已是难得的安身之所。更重要的是，这里有饭吃，有活干，有“工分”可挣。
棚内响起窸窸窣窣的起身声，夹杂着咳嗽、哈欠、幼儿的啼哭。很快，人们鱼贯而出，男女老少都有，大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但眼神已不像月余前那样麻木绝望，而是带着一种对即将开始的一天的明确目标感，或者说，是对“工分”的渴望。
他们自觉地排成并不整齐的队伍，走向指定的“食棚”。那里，巨大的陶釜下柴火正旺，蒸汽腾腾，弥漫着粟米粥和咸菜的味道。穿着白色围裙、同样戴着袖标的“厨娘”们——她们多是失去丈夫的妇人或年长的妇女——用长柄木勺，从釜中舀出稠厚的、掺着少许豆子和野菜的粟米粥，倒进排队者递过来的各式各样的破碗、瓦罐甚至半边葫芦里。每人一勺，不多不少。旁边还有一箩筐黑褐色的、掺了麸皮的杂粮饼，每人可以领一个。这就是“开工饭”，能保证基本热量，但远谈不上丰盛。
想要更多？想吃点干的？想吃点咸的甚至偶尔见点荤腥？那就得靠“工分”。
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饭，人们抹抹嘴，在工长的带领下，走向各自的“工程牌”前。那是一块钉在木桩上的粗糙木板，上面用炭笔写着今日的任务、要求、验收标准和对应的“工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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