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僵局；三来，也可能有长孙无忌等重臣的默许甚至推动，想进一步在正式场合“称量”他的斤两。
他迅速整理思路。关于唐蕃关系，他有着超越时代的历史视角。他知道，当前时期（高宗初年）正是吐蕃国力上升、与唐朝激烈争夺西域和青海的关键时期。简单的“战”或“和”都非上策。需要的是战略性的制衡与消耗。他不能直接说出历史走向，但可以将一些现代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理念，用符合唐代认知的语言包装阐述。
“陛下垂询，臣惶恐。臣于边事、邦交，实是纸上谈兵，不敢妄言军国大计。然既蒙陛下垂问，臣谨以平日读书所得、及为太子殿下讲学所思，略陈陋见，权作引玉之砖，供陛下与诸位相公参详斧正。”李瑾先摆出极低姿态，然后缓缓道，“臣以为，吐蕃之事，可分三层面看。其一，辨其虚实；其二，筹其利害；其三，定其方略。”
“哦？何为辨其虚实？”李治似乎有了点兴趣。
“回陛下，吐蕃赞普上表申饬部众、请赏、求市，其言可谓恭顺。然边报所言，侵扰劫掠，其行可谓猖獗。此言行不一，便是虚实之关键。”李瑾侃侃而谈，“其虚者，在赞普或无力完全约束骄兵悍将、边远部族，此乃吐蕃内政不修、王权未固之象。其实者，在吐蕃觊觎我边境财货、试探我朝反应、并借互市之名，行壮大其实力之实。故，不可因其表文恭顺而全然信之，亦不可因其部族侵扰而贸然兴大兵征讨。当细察其国内政局、各部矛盾、乃至其与吐谷浑、党项等周边势力之关系，辨明何处是其软肋，何处是其必争。”
这番话，跳出了简单的“忠奸”判断，从吐蕃内部政治结构和地缘博弈角度分析，思路颇为新颖。长孙无忌捋须不语，李勣（军事重臣）则微微颔首。
“那筹其利害又如何？”这次发问的是兵部尚书任雅相。
“利害者，在于我朝应对之得失。”李瑾从容道，“若骤兴大军讨伐，吐蕃地处高原，天寒路远，补给艰难，我军劳师远征，胜负难料，纵使得胜，亦难久驻，空耗国力，此为一害。若一味怀柔，厚加赏赐，允其互市，则恐使其以为我朝软弱，贪欲愈炽，侵扰更频，且资其茶帛铁器，反壮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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