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讳，“一是部分矿主的利益诉求，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施压，甚至煽动群众闹事；二是地方GDP考核压力，当时林城财政对矿业依赖度超过40%，叫停采矿后，短期内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他话锋一转，“至于资金平衡，我们采取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除了中央专项资金，还通过土地出让收益、生态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最终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周瑾没有再深入追问，只是将“林城塌陷区治理”“引水造湖模式”“资金平衡机制”等关键词快速记录在笔记本上，随后话题重新回到京州市矿产资源管理的具体业务上，他接连抛出几个技术性问题：“京州市目前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缴存标准是多少？与实际治理成本是否匹配？部分老矿山历史遗留的生态债务，有没有明确的化解时间表？”
李达康与省自然资源厅厅长相互补充作答，数据详实、逻辑清晰，但周瑾始终保持着不置可否的态度，只是在听到保证金缴存标准低于周边省份时，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座谈会结束后，调研组深入京州市郊的大型国有矿业集团。现代化的智能采矿设备、整洁有序的厂区环境、实时监控污染排放的电子大屏，无不彰显着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企业负责人陪同周瑾参观时，底气十足地介绍：“我们去年投入2.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选矿回收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18%，连续三年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
周瑾没有停留于表面，而是提出要下井查看。在井下作业面，他戴上安全帽，沿着狭窄的巷道前行，仔细检查通风设备、瓦斯监测仪的运行情况，与正在作业的矿工亲切交流：“师傅，你们每班工作多久？工资能按时足额发放吗？下井作业的安全培训，多久开展一次？”
矿工们起初有些拘谨，见周瑾态度谦和、没有官架子，便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每班8小时，工资每月能拿8000多，都是按时发的。安全培训每月一次，井下的安全设施比以前好多了，心里也踏实。”周瑾一边听，一边点头，目光却留意到巷道壁上偶尔出现的裂缝，以及矿工安全帽上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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