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的队员，脸上失去了血色，眼中充满了无法接受的恐惧，喃喃自语着“这不可能”。
失败的耻辱感尚未散去，新的、更沉重的绝望已然降临——他们不仅失去了塔楼，现在连作为士兵的价值，也被简化为一次性的消耗品。
然而，这种崩溃并未持续太久。
多年浸淫的公司文化，如同一种精神枷锁，开始发挥作用。
根植于等级观念和“舍身取义”的训导，如同条件反射般开始压制个人的恐惧。
上级指挥官，那些同样面色惨白但眼神逐渐变得空洞的中年人，开始用沙哑的声音进行战前动员。
话语里充斥着“荣耀”、“忠义”、“为三郎大人尽忠”、“洗刷污名”等词汇，这些词语在平时或许只是墙上的标语，在此刻却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这是赖宣大人亲自下达的命令……”一位小队长重复着这句话，声音从最初的颤抖逐渐变得坚定，仿佛这个词本身具有魔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归宿。”
一种扭曲的逻辑开始在人群中蔓延。
与其背负着战败的污名，在未来的清算或是自我谴责中苟延残喘，不如将这残存的生命作为最后一笔“血税”上缴。
至少，这能换来家族对亲属的“优厚抚恤”。
至少，在荒坂的内部记录上，他们的名字后面会标注上“玉碎”，而非“逃兵”或“懦夫”。
恐惧并未消失，而是被强行扭曲、异化。
它转化成为一种近乎病态的亢奋。
检查武器的动作变得粗暴而急促，他们将库存的塑胶炸药成捆地绑在身上，或是塞进即将作为冲锋载具的车辆里。
有人开始在自己残破的制服上，用红色颜料潦草地写下“七生报国”之类的字句，笔触歪斜，却带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郑重。
他们的眼神不再聚焦于现实，而是投向某个虚无的、被承诺的“忠义”彼岸，脸上混合着未干的泪痕、僵硬的决然以及一种脱离了现实的狂热光芒。
他们不再是被迫送死的士兵，而是在自我说服中，主动拥抱死亡的“义士”。
崩溃与绝望被迅速催化成了某种畸形的、高效的进攻欲望。
这支临时拼凑的“敢死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溃兵到狂热牺牲品的转变，如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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