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需要沙阿的批准，你给沙阿看了吗？”
财政大臣点头，“已经递交上去了，沙阿也是表达了赞同。”
既然沙阿都同意了，那他这个首相也没有阻拦的意思。有时候做出一个改变是相当难的，特别是沙阿，全伊朗的地方和国民都要让他一个人支撑。他们这些政府人员不得好好协助。
七月，伊朗议会批准了修改后的《银行法》，允许政府发放银行拍照，但需要经过金融局的考察和监管才行。同时银行每年要交金融交易税，还需要将本金的四分之一交到中央银行。
尽管条件苛刻，但私人银行的牌照仍发放了18张。最大的一家银行是伊朗萨迪银行，其股东都是王族成员，资本达到2500万里亚尔。
伊朗也成为了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没有欧洲那样排成长龙的失业者，各个经济指标也在良好范围。而和远东谈判的贸易条约已经批准，商品犹如汹涌的海水涌入东方。
大不里士的地毯、克尔曼的羊毛、设拉子的玫瑰精油，以及最重要的，由兵工厂生产的标准化步枪，被精心包装后运往远东。伊朗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亚洲军火市场的新玩家，以其“比欧洲货便宜，比本地造可靠”的定位，在东南亚各土邦和军阀中找到了市场。
而远东的生丝、茶叶，日本的瓷器，暹罗的稻米，以更低廉的关税进入伊朗市场，满足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也压低了底层的生活成本。
而借着这场建设时机，伊朗启动了东方的一系列交通和城市建设。马什哈德等城市样貌焕然一新，开辟了笔直的西式林荫大道、地下排水系统和煤气路灯。阿富汗的矿产也开始开采，并通过铁路运送到伊朗。
欧洲的那些经济学家对于伊朗仍在发展的工业感到好奇，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的后发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要么像德国那样通过关税保护和国家扶持，要么像比利时那样完全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然而伊朗的实践却呈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异端模式”。这个国家既没有建立高关税壁垒，也没有招商引资，其工业产值却在全球萧条中逆势增长。
而伊朗在年底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曾经师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学生，德黑兰大学教授米尔扎·礼萨·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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