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财富，仍然相当于中国人的上百倍。
余切没有拒绝外国人捐款的习惯，但他问了一句：「有什么条件没有？」
「这是我们的歉意。」哈马德说。
「条件呢？」
「条件就是，我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歉意。」
「我接受了！」余切道。
等哈马德走后，乔公私下询问余切：「你真不认识那个阿拉伯作家？」
「我不认识。阿拉伯文学在现代文学上，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那为什么是他们获奖？」
「因为阿拉伯人起来了。一个人的成就，固然要得益于他自己的努力，也要得益于时代的机遇。」
「看来这个作家，是被他的民族抬起来了？」乔公感慨道。
「是的！」余切点头道。「我们常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要齐平，但是，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他们发展来的精神生活是不会被西方社会所承认的。」
说到这里，余切又多讲了几句话。「穷国想要得奖，往往只能写猎奇和苦难，满足西方人的审丑癖。因为穷国人写文明和道德」时，确实要受到经济基础的拖累，别人不承认穷国的文明和道德。」
「那个阿拉伯作家一生没有获得过太大奖项，他目前已经七十七岁，生涯主要成就是开罗三部曲」，用于描写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受到冲击的几代人。
」
「这不是和你《新现实》那三本书一样吗？」乔公恍然大悟。
的确如此，这个阿拉伯作家大半生的成就，在余切这边是前几年的成就。就凭《新现实》三部曲，余切苦熬个几十年，无论如何都会拿到诺奖—但这自然是乘了中国人的东风。
是无数人在将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带飞了余切，而余切只是那一个见证者。
正如他1983年，在燕大「新现实社团」的演讲所说，他是一个见证者。做好这件事情，对许多作家来讲，就已经是一生最大的成就。
但余切现在的目标，和那时已经大有不同。他正要逆势而为，否则不能算作有所成就，在他的心中，他知道自己没有做到最好。
余切三两语说明白了诺奖的机制。众人一下子知道，原来余切不是因为文学不如别人才落选，而有一些场外因素。
乔公一时有些难过：「原先有人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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