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
这一标准远超官员，就连当时的正一品尚书岁禄仅 180石，跟不要比人家的“世世承袭，永不降等”了，直接就把官员和朱家放在了对立面上，典型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而且，亲王还可获“庄田”数千至数万顷，还能垄断地方盐、铁、茶等专营生意；宗室婚丧嫁娶、建房修墓皆由朝廷拨款，甚至连子女出生、取名都需朝廷赐名并发放“养育费”。
但是，作为一个疑心病极重的皇帝，为了防止宗室夺权，他又严令禁止宗室“从事士农工商”—不许参加科举，不许经商，不许务农，甚至不许随意离开封地。
而且宗室子弟出生后需报“宗人府”登记入“玉牒”，否则不被承认身份，也无法获得俸禄；死亡后需注销，整个生命周期完全被朝廷“圈养式管理”。
当时朱元璋还觉得自己的制度天衣无缝，又担心后代子孙随意篡改，于是将宗室制度写入《皇明祖训》，规定“后世子孙不得更改”，以“祖宗之法”的名义固化了这套制度。
但他很明显算学的太差了，根本就没算过一笔账：明初宗室仅 58人，每年俸禄总需求约 5万石；若按正常繁衍速度，百年后会是多少？
再加上这帮宗室整日无所事事，每天就待在家里造人，以此来申请获得更多的朝廷禄米；他根本没考虑到，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皇族“指数级增长”的速度。
结果导致，亲王、郡王等高层宗室贪婪地占据大量庄田，俸禄优厚且稳定；
底层宗室如镇国将军以下，尤其是中尉、庶出子孙则俸禄被层层克扣，甚至常年拖欠。再加上朱元璋禁止他们从业，许多人“无禄可食，无业可从”，只能悲惨地沦为流民，甚至沿街乞讨。
史载，嘉靖年间，河南有宗室“年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山西有宗室“缺衣少食，有行乞于市者”。他们虽有“龙子龙孙”的名分，却连普通百姓的生计都不如。
活生生的把“巩固皇权的工具”，变成了“拖垮王朝的枷锁”：天下税赋被宗室大量消耗，百姓不堪重负而造反；中下层宗室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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