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后终于等来第一滴雨的田地。
“沈沅同学，”他开口，声音比记忆里更低沉，却依旧清晰，“农大东门斜对面，有家‘禾下’面馆。老板姓陈，老家青芦坳。他说，你该尝尝他新试的‘稻香面’——用坳里新碾的糙米粉和的面，汤底是晒干的稻秆熬的。”
我鼻子一酸，提着箱子朝他走过去。皮箱轮子碾过水泥地，发出单调的声响。走到他面前，我仰起脸，认真问：“林砚同志，你这算……接站？”
他喉结动了动，终于弯起眼角：“不算。是……验收。”
“验收什么？”
“验收你带出来的脚印，有没有在省城的水泥地上，踩出青芦坳的泥味。”
我笑了，把行李箱交到他手里，自己空出手，轻轻拍了拍他工装肩头并不存在的灰尘——那位置，恰是他当年替我扛过竹筢、背过稻捆、也替我挡过夏日暴雨的地方。
后来，我们成了同事，在省农科院作物所。他主攻水稻抗逆育种，我负责土壤微生物与肥力协同研究。办公室挨着，窗台共用一盆绿萝，藤蔓蜿蜒，分不清哪根气根是他剪的，哪片新叶是我浇的。我们很少谈过去，只谈数据、谈田间、谈那些在显微镜下跳舞的菌群、在培养皿里倔强伸展的根系。可每当黄昏，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总会顺手把我桌上散落的实验记录本理齐，压上那枚银杏叶胸针——它早已磨得温润，叶脉清晰如刻。
第四年春天，所里承接国家重点课题“南方丘陵区稻作系统生态修复”，试点基地，定在青芦坳。
出发前夜，我整理行装，从樟木箱底翻出那只粗陶小罐。蜡泥早已干裂，我小心启封，泥土依旧湿润，深褐如初。我拈起一撮，放在掌心，轻轻一吹——细尘扬起，在台灯暖黄的光晕里，缓缓旋舞，像无数微小的、沉默的魂灵，在重返故土的途中，轻轻舒展。
抵达青芦坳那天，恰逢惊蛰。雷声隐隐，云层低垂，空气里饱含水汽，沉甸甸地压着人的呼吸。村口老槐比记忆里更苍劲，虬枝盘曲，新芽密布，远望如一团浮动的碧云。村支书领着几个壮劳力在晒谷场边搭临时板房，见我们下车，忙迎上来，黝黑的脸上绽开朴实的笑：“林工！沈工！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地都按你们图纸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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