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田埂上，手指插进泥土里，凉、润、微腥，还带着初春解冻后特有的松软绵密。指甲缝里嵌着黑褐色的泥，像一道道细小的刻痕——不是伤，是印记。三十年了，这双手早不种地了，可每次回来，它仍记得怎么攥住土，怎么辨认墒情，怎么把一粒种子按进它该在的位置。
土地从不说话，但它记得。
我叫林晚，今年四十七岁，身份证上写着“城市户籍”，可我的根，扎在青石坳这片黄壤黑土里，深得连我自己都数不清年轮。
故事得从1987年夏天说起。那年我十六岁，刚中考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等县中录取通知书。蝉声嘶哑，热浪在麦茬地上蒸腾，空气里浮着干草与尘土混合的焦味。我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不是通知书，是张借条——父亲向陈伯借的三十块钱，用来交我的学费。
陈伯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回乡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又兼着村里的会计。他儿子陈砚，比我大两岁，正读县一中高二。陈家住在坳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一角，用几根杉木桩子撑着，墙根下常年卧着一只瘸腿的黄狗，见人不叫，只抬眼，眼神沉得像井水。
那天下午，我拎着半篮子新挖的荠菜去陈家还钱。荠菜是母亲让我采的，说陈伯胃寒，煮汤喝好。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榆木门时，陈砚正赤着脚蹲在院中碾药。他光着脊背，肩胛骨在日光下凸起如两片薄刃，汗珠顺着脊沟往下淌，在腰窝处聚成一小洼，又滑进裤腰。他手里握着青石臼，杵头一下一下砸着晒干的苍术和陈皮，药粉簌簌飞起，在斜射进来的光柱里浮游，像一群微小的、不肯落地的魂。
我没出声。他也没抬头，只停了手，用拇指抹了把额角的汗，喉结滚了一下，才说：“林晚？进来吧。”
声音低，哑，像砂纸磨过粗陶。
我把篮子放在门槛内侧，没敢跨进去。他起身，赤脚踩在滚烫的泥地上，脚底板被晒得泛红。他接过那张叠得方正的纸，展开，扫了一眼，又折好，塞进裤兜。然后转身进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个搪瓷缸，里面盛着半缸温热的荠菜豆腐汤，浮着几点油星，几粒盐粒在汤面微微晃动。
“我妈熬的。”他说，“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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