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热情甚至能持续到19世纪，既然如此，不用也就白不用了。
甚至，连向欧洲其他国家证明，引入汉语很合理的依据，他都准备好了。这也同样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直接抄当年英国人的思路。
在19世纪之前，英语的处境十分尴尬。有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例子：马嘎尔尼访问清朝的时候，没有和乾隆达成任何有效成果，就离开了。而这次外交失败，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清朝太傲慢，或者英国人太顽固，而就是最简单的——听不懂。
听不懂的原因，也不是清朝闭目塞听，不了解欧洲人的语言。实际上，哪怕和罗马教会闹翻之后，朝廷里也有大批外国传教士活动，还有专门的翻译机构，拥有相对专业的法语、拉丁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甚至是普鲁士语的翻译。
——但就是没有英语。
乾隆年间，四译馆受命编订《华夷译语》，作为官方标准的外语词典。里面包括《弗喇安西雅语》、《拉氐诺语》、《额哷马尼雅语》、《伊达礼雅语》和《播哷都噶礼雅语》。此外还有一本《（口英）咭唎国译语》，但内容错误很多，标题、格式、署名也和其他几本不同，怀疑是后来临时增补，不是同一批正式译书。
这其实都不用看内容。古代朝廷在音译名字的时候，用字褒贬是颇有讲究的。对比下“伊达礼雅”和“（口英）咭唎国”这名字，以及那一串“雅语”和这个例外，就知道当时人们的态度了。
不仅清朝人，为清廷服务的欧洲传教士也不懂英语。这也是没办法，因为那年头欧陆的正经文化人，谁学这东西……倒是有个法国人声称自己可以帮忙，寻找翻译，但马嘎尔尼等人又不敢信他，导致事情告吹。
整个使团里，团长马嘎尔尼是个老贵族，懂拉丁语，能和乾隆进行交流。但其他人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不仅如此，天主教传教士还在清朝形成了团体，拉帮结派，故意排挤他们。
罗马教会任命的BJ主教汤士选、神父索德超等人，有机会就给英国人找麻烦。据荷兰使者范·勃朗说，在检查英国人带来的天文仪器时，汤士选等人发现多个器件已经磨损，有些零件上的铭文还是德语。很明显，这“国礼”就是个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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