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简，翻开了之后寻找了片刻，然后笑了笑，指着其中一段，让诸葛亮看。
『……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诸葛亮念完，然后又看了一眼之前的汉书之中的句子，再回头看一眼斐潜之后翻出的书简，眉头微微皱起。
一个是『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另外一个是『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明明是同一个时期的描述，但是两者相差甚远，一个是似乎天下太平美轮美奂，一个则是步步杀机谋略安危……
一个是班固写的汉书，一个是司马迁写的史记。
那么，问题就来了，班固为何要这么写？
因为班固说之前司马迁写的是『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所以觉得不妥，要重新写汉史。《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两个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分歧，就是就是『圣人』。
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班固则是相反，言必有德，文当有仁，出处便是言圣人……
而文景之时的事实，则是应该更贴近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凶险，权谋，稍有不慎便是安危互易，七国之人也没有什么『醇厚』，平叛的过程也一点都不『美』。
当然汉书也不是都是缺点，班固和班氏之后的人，也在汉书之中开创了许多新的历史记载模式，也同样留下了非常多的珍贵资料，比如《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虽然此表的篇幅不多，却把汉代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十分的难得，也成为了后世大部分封建王朝沿用的范本。
『汉初文景之时，承秦之得失，以民为重器，诏令天下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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